传说故事

读了如上文字，不禁使人联想起当年乔莱治水方面的一些故事。

(乔莱像)

乔莱（1642-1694年），字子静，号石林，出身于宝应名宦之家，幼年聪颖好学。清康熙六年进士，授内阁中书舍人，十一年任顺天乡试同修官，十八年应博学宏词考试，以一等录取，改授翰林院编修，参与纂修《明史》，并充任《实录》纂修，将满文译成汉文。他的译文简炼晓畅，曲尽原意，康熙深为赞赏，说乔莱“学问优长，文章古雅”。亲命乔莱任日讲官，负责宫廷起居记载。稍后升任翰林院侍讲，转侍读，“乾清宫南书房行走”。乔莱春风得意，一路青云直上，这是诸多同僚十分眼热的事。然而后来，他却因“竭力奉公，直言无隐”，卷入了一场是非之争，终于遭到了革职回家的厄运。虽然这是他始料未及的，但却成就了他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湖水灌河河水怒，堤头过水如瀑布。堤根一决百丈强，又如万马齐奔赴。”（清人刘中柱诗《决堤叹》）康熙年间，苏北地区黄河、淮河、运河多次决口，泛滥成灾，淮扬民众饥寒交迫，流离失所，惨不忍睹。这不仅成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和哀叹的灾难，而且也成了康熙皇帝的一块心病。他三番五次地深入到灾区巡视，表明他要根治水患的信心和决心。传说康熙在几次南巡中，有一次，曾舟泊宝应县城老西门外，视察地方灾情，与地方官员一起谋划治水方略；又一次，经山阳（现淮安楚州）乘舟至射阳湖，视察湖上填淤的情况。

康熙二十三年（或二十四年），康熙在一些王公大臣关于“疏浚入海口，以根治水患”的提议下，诏令安徽臬臣于成龙负总责，由部臣伊桑阿等前往踏勘。经过实地踏勘，于成龙等人一致认为：“海口原有故道，长河曲港，脉络相连，但塞者通之，浅者深之，俾减水坝减下之水及淫霖渟滀之水，悉趋于海，则民得以耕耨矣，且不坏田庐，不掘丘墓，上不至重国帑，下可以立行民困，所谓为下必因川泽，固事易而功倍耳。”

然而，河臣靳辅对此却耿耿于怀，另有所图。窃以为自己是河道总督，是责无旁贷，更何况这是一桩美差，希望皇上委派自己去督办这项工程，不料这却旁落他人。失望之余，他就从中作梗，另搞一套，沿袭前人的“束水攻沙”之法，“奏请筑堤使高，自高邮历兴化、白驹场入海”。企图取代于成龙的原议。
是日天子临朝，文武百官分列左右，于成龙与靳辅言词激烈，争执不下。众大臣面面相觑，竟无言以对。康熙也一时难以断决，便将石头抛向一处说，待朕问询在京为官的淮扬人士的意见以后再作决定。是时乔莱闻言大惊，他扪心自问，如果于成龙的奏议被否定，靳辅的奏议得逞，那宝应、高邮、兴化、盐城、泰州、江都、山阳（今淮安区）等七州县将成为洪水走廊，水乡泽国，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何以保全啊……

他忧心忡忡地回到官邸以后，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于当天夜里，将在京供职的刘国黻、刘中柱等11名大同乡召集起来商议。在经过“申明大义、晓以利害”的一番议论以后，乔莱把桌子轻轻一拍，不无激动地说道：“功名不足顾，身家不足惜。今日之事，我等当以死争之！”在诸位同乡的支持下，乔莱激情飞扬，当即愤笔急书奏章：《束水注海四不可议》（清道光《宝应县志》）。未及黎明，奏章告成，乔莱方轻松地赶往早朝议事。

康熙也许因为淮扬大水成灾，彻夜难眠，翌日，于南暖阁即向乔莱问询起如何导水入海之事。乔莱面对皇上坦然自若，言词恳切，语语中的。康熙欣喜道：“这还是爱卿的一家之言。朕问你，还
不日，九卿诸司聚会于左掖门。乔莱冠宝石顶戴，身穿绣雁朝服，仪表堂堂，在康熙与众大臣面前慷慨直言道，对于靳大人的奏议，微臣不敢苟同。其理由如下四个“不可”：

一不可是：从车逻至高邮南门外开挖大河，构筑长堤，将会使东西数百里之内的村落毁弃，垅亩废耕，坟墓被掘。这对广大灾民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果要如此作为，岂不有负于皇上救民之意？

二不可是：先筑圩埂，后取土筑堤。微臣家乡所在的里下河地区，土松地薄，三尺之下便无干土，更何况遭遇到积水多年，这早已成了沤田烂泥，提不上手。若是从中取土，实如竹篮提水，其工程断难成功。即使暂时成功，勉强筑成大堤，亦必将迅速崩溃，水溢百里，造成灭顶之灾。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妇孺皆知的一般常识。

三不可是：堤高1丈6尺，束水1丈。如此则堤内之水将会高过民间屋顶。如遇暴雨骤至，河水波涌浪激，其大堤必溃。向南溃堤，则邵伯以南的百万无辜生灵皆成为鱼鳖；向北溃堤，则高邮以北的百万无辜生灵皆成为鱼鳖。即使尚未溃堤，广大的黎民百姓又怎能不终日提心吊胆，高枕而卧呀！

四不可是：河内之水高于农亩桑田，河水可以下流而入于田。如遇汛期，大水猛涨，则田内积水又怎能上流而入于河？
诸位大人，靳大人所奏议的开河之处，微臣没有一处田庐或祖坟在其内。今天我若徇私畏祸，昧着良心不说实话，就是上负皇上，下负苍生，这不但难逃皇家的斧钺，亦为情理所不容，家乡父老所共弃！

乔莱声如洪钟，博得了一片赞许之声。是时，相国梁清标、宋德宣、少司寇张可前等都表示赞同和支持，他们异口同声说，“江淮间可谓有人”。大司农科尔坤竟然一把握住乔莱的手说道：“乔公说的是。你是淮扬地方人氏，见之真，言之确，我等何从知之呀！”吏部尚书李之芳更进一步，向乔莱揖让道：“智仁勇，先生兼之矣”。于是河臣靳辅的奏议终被束之高阁，成为历史的笑柄，从而确保了淮扬七州县的黎民百姓的根本利益。

自此以后，康熙对乔莱更加器重，经常听他说古论今，完善治国方略。然而却也使一些佞臣小人怀恨在心，更加不遗余力地构谄他，攻讦他，散步他的流言蜚语，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康熙二十六年，他终于被罢官回家。

乔莱回到家乡宝应后，住在县城乔家辕门老宅内，过着淡泊宁静的生活，从不作非分之想。后来，在一些亲友的建议和支持下，在县城东门附近，购得一块荒地，亲辟为园林，名曰“纵棹园”。园中多水，水中广植莲藕。垒土为山，山上遍植松柏、梅花等林木花果。此外，园中还构建了“竹深荷静之堂”、”洗耳亭”、“翦淞园”、“津逮桥”等建筑，相映成趣。乔莱常在午后，身着便服，至纵棹园内巡花视果。或烹茶焚香，或扪松抚鹤，婆娑久之而后去。如遇挚友，则在翦淞园内设置几榻，或操琴，或弈棋，或畅饮，或吟咏。平时则手不释卷，读《易》和著书其中。他虽人到中年即息影官场，但由于桑梓情深，对地方上的利弊无不关心。如修筑子婴河堤、启闭涵洞、募派使役等，尤侃侃言之，乡里多蒙其利。

古语曰：“树欲静而风不止”。乔莱在暂住家乡的几年里，既不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又无片纸只字寄往京城，刺探消息，可谓仁人君子。然而一些权贵却死死纠缠他，造谣诬陷他，说他“居乡不法”，欲置其死地而后快。时值康熙三十三年春天，乔莱突然被奉旨“进京居住”。祸福难料，诸亲友为他担心，捏一把汗。而那天在与父老乡亲的最后道别中，他却神态自若，如出远门云游一样，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乔莱有什么可怕的呢”。进京后，他和往常一样，住在京城宣武门西首的一峰草堂内，读《易》著书如故。但未及半载，他的旧病复发，因医治无效去世，时年53岁。

据《辞海》（1989年版）载，靳辅（1633-1692年）在担任河道总督期间，继承和运用前人的“束水攻沙”经验，征发民伕，塞决口，筑堤坝，使河水仍归故道。在修筑护堤时，运用减水坝以备汛涨溢洪，在临水面堤外修坦坡以消减水流冲击等措施，收到较好的效果。康熙二十七年遭到诬陷罢官。三十一年官复原职，不久病卒。

鉴于以上情况，我以为：关于靳辅与乔莱的那场廷争，是挥之不去、抹之不掉的历史事实，应该说靳辅人生中的一大败笔。但是并不影响他的整个治水功绩。一孔之见，尚待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康熙三十四年五月，即在乔莱病逝后的第二年，康熙在众人的簇拥下，巡视新堤及海口运道，面对滔滔洪水入归大海，欣喜不已。此时的他，是否会想起乔莱为此冒死谏争，留下了掷地有声的《束水注海四不可议》的奏章呢。

（本文作者：杨贵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