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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天高气爽,我有幸陪同县历史文化研究家协会梁鼎成、马俊慧二位先生,一行三人,驱车前往我阔别多年的故地柘沟,试图探觅乔氏家学
(氾水乔居寺)
铭文中那一部分是这样说的:“公(乔份—笔者注)元配为沈太孺人,孺人出自东乡沈氏,相公治生产,勤耕苦织,备历艰辛,生平不摘抉人过失,骂詈不及臧获,慈而好施,急人患难。公折卷埋胔诸行,母内阞力居多。公尝念柘土瘠,每有尧田汤田之患,为子孙忧,稍欲择腴壤,母愀然不乐,谓有旧田庐给衣食蔽风雨足矣,沃土之民多侈,贻子孙以侈可乎?公叹服其识,士君子不能也。中翰(乔可聘—笔者注)壬戌归省,母教之曰,吏有百行廉为先,文官不爱`钱,天下太平。吾邑风气素薄,华轂朱轮,后多不振,尔当矢清白积善以永余庆吁。此所以为中翰母也。中翰通籍十五季,环堵萧然,清风绝世,则母德远矣。”
不难看出,在乔可聘身后有这样一位母亲,她几乎集中华传统美德于一身。她治家有方、勤劳刻苦,任劳任怨,白天帮助丈夫治理生产,且亲自种地劳作,夜晚还要纺纱织布,里里外外一把手,所付出的艰辛比别人多得多。她宽容大度,对别人的缺点和错误,一直都采取包容的态度,即便是对身份低微如奴婢的人也从不辱骂。她乐善好施,别人有困难,她鼎力相助。像乔份所做的每件好事,大多都得到她的支持。如将家中那块风水宝地献出为义塚,掩埋了千余因染时疫而死的人,如没有乔家这方地,这些人死后都无处葬身;再如将别人无力偿还的借据烧掉等,很可能是共同商量的结果。她厚德贤惠、聪明知理。她以同样出于对子孙的关心,用防止子孙变侈的道理,成功地打消丈夫想用丑地换好田的念头,其高见远识连老公乔份都佩服之至。最能展现其高尚贤德的是对乔可聘的教育。
乔可聘在家中兄弟间排行老二,乔母四十八岁才生的他,是个老儿子,可谓宠爱有加,视若珍宝,但对其训教却非常严格。不仅在未成年时期,即便是在长大成人以后,也从不放松思想教育。明天启二年(1622年、壬戌)乔可聘那年三十五岁,他考中了进士,载誉还乡,归家省亲。马上将要在京城做官,多年的寒窗苦读,今日终于得中功名,仕途大门已向他打开,锦绣前程在向他招手,其心其境可想而知,这一路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不想进得家门便被乔母好一番教育,乔母首先对他进行的是廉政教育,“吏有百行廉为先”;然后是警示教育,“华轂朱轮,后多不振”;还进行了价值观的教育,“文官不爱钱,天下太平”;最后还要乔可聘对天发誓,“当矢清白,以永余庆”。这种关键时刻的严肃教育,对乔可聘来说,可算是刻骨铭心。
亦或是乔氏家族奕世隐德、家风相传 ,亦或是乔母教子有方 ,反正乔可聘为官是清风绝世、廉洁自律、勤政务实、正己格物、德望深茂、“通籍十五季,环堵萧然”。《县志类编》说,连原来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说“乔公清正君子也。”在朝廷之上,素以敢于直言称著。除《县志类编》里所说的以外,清谷应泰撰《明史纪事•三藩纪事本末》中还记叙了这么件事:清顺治二年(1645),清军大举南下,很快地占领了山东,攻下亳州和泗州,围困徐州,南明驻守扬州的史可法血疏告急,形势十分危急。而偏安于南京的弘光政权却沉迷于歌酒声色之中,常荒宴至夜半。权奸马士英、阮大铖擅权专政、结党营私、腐败成风。四月初四,南明宁南侯左良玉以“清君侧”举兵南下,直逼南京。马士英欲撤回驻守江北的部队回防南京,并在朝堂上狂言;“宁可君臣同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有异议者斬。”弘光帝于四月十九日召对群臣,朝堂之上,面对权奸的威势,居然有人不顾身家性命,凛然直言:“良玉非反叛,请不撤江北兵。”此人便是监察御史掌河南道乔可聘。其大义明理之风与乔母同承一脉。
打开厚重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母亲教子的故事枚不胜举,孟母三迁、岳母刺字、徐母大义、孔母授学、欧母画荻、陶母退鱼……几乎家喻户晓。也许乔可聘没有这些母亲的儿子出名,也许乔母仅是一位粗知文墨的妇道人家,也许其貌亦平平,但一点也不妨碍她对孩子的教育。先育人再成才,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乔母的身体力行,教育孩子廉政为官,为后来的母亲们作出了榜样,她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有人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在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母亲,这样的教育,尽管是封建社会的“封建礼教”,但如此正直、如此清廉、如此坚守、如此执着,还是难能可贵的。面对铭文,我顿生联想,乔氏家学留给我们的难道仅是家酿佳醑“乔家白酒”吗?
(本文作者:胡晓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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