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典故

纵观有清一代之历史，治河一直是国家内政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个中原因就在于：河政之兴废，不仅关系到沿河数省百万黎民的生计休戚，而且直接决定着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漕粮北运的生命线——京杭运河的畅通与否，实与一代之国计民生、治乱兴衰息息相关。康熙年间，由于圣祖的高度重视，甚至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㈠]，治河工程一度卓有成效。涉及这段历史的对于当时河政、河臣、治河方略、工程经费等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但研究者却忽略了一个并非河臣、但却在当年治河方略重大决策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作用的重要人物——时任翰林院侍读的乔莱。
缘乔莱不计个人得失、惟以民生为重，直言陈奏、力陈利害，于康熙朝治河方略之决策、河政之得失关系甚重；且其又系康熙己未博鸿特科中式五十人之一，其进退沉浮与康熙朝政局之风云变幻密切相关，故本文试就其生平事迹作简要论述，尚祈方家指正。
 
家世生平
 
乔莱，生于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二月四日，卒于清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七月二十一日，字子静，号石林，又号石柯[㈡]，江南宝应（今江苏宝应县）人[㈢]。父可聘，字君征，号圣任，明天启二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官至河南道御史。其人“以伉直著声”，虽滞留中书十年之久不得迁亦不肯屈事大阉权臣。平素“性俭约，居官谢绝干谒，举止略如诸生”，官御史时“巡视北城，权奸敛迹，狱讼多平反”[㈣]，史称其“廉直著声，为清流标鹄”[㈤]。入清后高蹈不仕，归隐乡里。乔莱母潘氏[㈥]，封宜人，“于明之亡也，流涕累日，作绝命诗四章，置衣带间，阖户自缢，为家人所觉，故得免”[㈦]。由此可知，乔氏门风崇尚气节，正直不阿，这对于乔莱日后的个人秉性与为官处世之道不无重要影响。
乔莱自幼“英敏绝伦”，聪颖好学，“未成童应邑试，邑令疑其幼，立试七题，始令之入，叹曰：乔公有后矣！”[㈧]。康熙二年举乡试，六年中进士，授内阁中书舍人。康熙十一年，充顺天乡试同考官，“矢心剔弊，无纤芥私”[㈨]。后“以父老请归终养，寻丁忧，居丧尽礼。服除，补原官”[㈩]。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特科，乔莱以礼部主事赵随荐举应试，名列一等，改授翰林院编修，参与修纂《明史》。康熙二十年，“会广西平，补行乡试，奉命主考，称得士。还，充《太祖高皇帝实录》纂修官。”[11] 二十四年春，大考翰詹词臣，乔莱因成绩优异，得充日讲起居注官。寻擢中允，纂修《三朝典训》，旋迁侍讲，再升侍读。
正当此时，朝中有御史奏请于下河地方浚海口、泻积水，以拯救淮扬一带被灾七州县之民，而河道总督靳辅与受命主持此工程的安徽按察使于成龙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康熙帝命下廷臣议，廷臣多是河臣言者。乔莱乡在淮扬，熟悉灾区形势，深知二议孰利孰弊，乃直言入奏，力陈河臣之议有四不可行。康熙帝纳其言，河臣之议遂寝。然而乔莱也因此而触犯权贵，深遭忌恨，最终于康熙二十六年罢归，从而结束了二十年的仁宦生涯。三十三年春，有旨命其入京居住，至京后居未半载而病卒，时年五十三岁。
自康熙六年中进士、授内阁中书舍人至二十六年以翰林院侍读罢官归里，综观乔莱二十年的仕宦生涯，大致可以获中康熙己未博鸿特科为标志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乔莱虽由科举跻身官场，但其时尚未受知于康熙帝，只是众多低品级京官中的普通一员，故而此阶段仕途平平，默默无闻，虽曾一度以同考官出典顺天乡试，深孚众望，但滞留中书一职凡十余年而未得升迁。
康熙十八年的博学鸿儒特科是乔莱官场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其平步青云的第二阶段的起始点。康熙戊午，求贤右文之诏既下，乔莱由礼部主事赵随荐举而应试，遂以才华出众而于应试之百余人中脱颖而出，名闻士林。当是时，“四方缙绅及山林韦素之士咸集，阙下诸以才艺相炫耀者甚众，而乔子石林尤能绝出其辈。行当召试文赋之日，侍卫、诸近臣环列左右，他人方濡墨属稿作嗫嚅瑟缩状，石林则已展卷疾书千余言，立成，起顾日晷犹未昃也。……同试者旁睨其所为，未尝不叹息折服”[12]。试毕，名列一等，改授翰林院编修，与修《明史》。修史期间，乔莱克尽职守，勤于任事，“史馆初设在东安门内，肩舆不得进，君体肥，窘于步趋，骑骡一头，晨入申出。考稽典籍，念崇祯朝乏实录，与同馆四人先撰长编，以资讨论”[13]。
康熙二十年，滇黔平定，次年补行乡试，乔莱奉命主试广西。广西距京师万里之遥，地多瘴疠，又新被兵燹，朝野无人不惮其荒远而视典试之任为畏途。乔莱却慨然曰：“奉使，臣职也，东西南北唯天子使，于险易何择焉？”而且途径众多名山大川，风景名胜，“皆古名人才士凭吊游咏之区，向所欲至而未能者。今往观焉，实获我心。”闻者皆壮其言。[14] 既往，得畅游桂山漓水，而主试亦公正，“称得士”。自广西试差还，乔莱被命充《太祖高皇帝实录》纂修官。由于纂修过程中需将“国书”亦即满文译为汉文，存在文义龃龉、前后抵牾的严重问题，而乔莱能“曲畅本指，[逐]一濡削，语简而事加详，经进，天子称善”[15]。由于其译文“辞义雅训，上称善者数四，駸駸向用矣”[16]。此次纂修实录，成为乔莱以文才见知于康熙帝的开始。在随后康熙二十四年的翰詹大考中，乔莱名列一等第四，间日复试列第五，康熙帝褒以“学问优长，文章古雅”，命充日讲起居注官，[17] 从此得以扈从圣驾，日侍禁廷，愈益受知于康熙帝，仕途亦一帆风顺，接连升迁：“寻擢[左春坊左]中允，纂修《三朝典训》。旋升侍讲，五月再迁[侍读]，俱出特简。于是馆阁代言之文多君起草。”[18] 在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乔莱即由编修屡得迁擢而升至侍读，其升迁之速在与其同时的诸同僚中实属罕见。然而就在他政治前途一片光明、“駸駸向用”之际，朝中发生了关于淮扬河工问题的大争论，这一事件对乔莱影响之重大，竟迅速导致了其仕宦生涯的终结。
乔莱兄弟五人，依长幼次序为迈、英、莱、薇、荩，长兄乔迈早逝于其父之前。娶妻丘氏，封宜人。有子四人：长崇烈，康熙丁卯举人；次崇让，贡生，卒；崇修，字介夫，贡生，以学行闻，雍正元年受世宗召见，授铜陵县教谕；幼崇禧。[19] 女五人，分别嫁户科给事中刘国黻、温江知县邱璋、任宸、朱经、黄之钧。[20]
 
争议河工
 
康熙二十四年，朝中发生的对于乔莱的政治前途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河工大争议起源于旷日持久、危害严重的淮扬水患。而淮扬水患之根源在于：清代漕运，“沿明旧制，自淮入河，以达会通。河既失故道，从安东入海，清口日淤，淮、泗泛滥，由洪泽湖以南诸河下注。”淮扬一带濒临运河诸州县，原皆筑有捍水之堤，但运河水位过高将危及堤身安全，一旦冲决泛滥，京师百万官民兵丁所赖以生存的南粮北运将因之阻断，故河臣为确保漕运安全无虞，乃于河堤上开掘多处减水坝泄水东流，于是“淮扬州县七，荡析离居，穑事俱废”[21]。此时有御史奏请浚海口以泻积水，俾七州县灾民得复生理。康熙帝览奏后派专人前往勘察，结论是可行，遂出帑金，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董其役。而时任河督的靳辅却疏称海口高于内地五尺，疏海口则引潮内侵，更足为患，力主束水注海，其策略曰：筑堤束水，抬高水位，于邵伯镇南、高邮州城外各置一闸，泄洪泽、盱眙、天长之水，俾入堤；自车逻镇筑横堤一道抵高邮州，再自州城东筑大堤二，历兴化、白驹场至海口，束所泄之水入海。由于于、靳二人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康熙帝遂命廷臣公议。
此事表面上是淮扬河工之争议，实则背后牵涉到当时朝中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矛盾重重。首先，身为河督的靳辅之所以力主束水注海之议，就其内心本意来说也并非是完全出于工程本身利弊考虑。据时人潘耒云：“河臣冀董其役，而上以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非河臣意，乃别创一议为疏上之”[22]。实际上，“于成龙所议是一旧说，乃照明朝河臣潘季驯《河防一览》之法；靳辅所议是一创建之策”[23]。由长远观之，两种方案虽均可成功，但相比较而言，于策工简易成，收效较快；而靳策工程浩大，需银近三百万两，人力、物力无算，可谓劳民伤财，而且未考虑到当地水乡地卑土湿的自然地理条件，工程之艰巨性固不待言，即工成之后亦有诸多隐患。尤其在当时那种封建官僚政治体制之下，工程实施中各级官吏上下其手、中饱私囊势所难免，若从靳辅之议，对民间的扰害程度可想而知。所以，靳辅之议与其说是河工新策，不如说是其施展的一个政治斗争手腕。
而且，靳辅所主并非仅其一人之议，他的背后又有着很复杂的深层政治背景：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中止称“河臣议实执政主之”，语焉不详；而在御史郭琇劾明珠、余国柱疏中则将此事的内幕清楚地披露了出来：“靳辅与明珠、余国柱交相固结，每年糜费河银，大半分肥，所提用河官多出指示，是以极力庇护。当下河初议开时，彼以为必委任靳辅，欣然欲行，九卿亦无异词。及上另欲委人，则以于成龙方沐圣眷，必当上旨，而成龙官止臬司，可以统摄，于是议题奏仍属靳辅，此时未有阻挠议也。及靳辅张大其事，与成龙议不合，始一力阻挠，皆由倚托大臣，故敢如此。”[24] 明珠时以大学士主持内阁政务，乃政府首脑，余国柱也是一显赫权臣，所以靳辅之议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朝中势焰方炽的明珠集团的利益。正因为有此背景，故当康熙帝命公议此事时，“廷臣多右河臣者”、“多是河臣言”。
当此形势险恶、群臣缄默之时，乔莱虽身为词臣，却深以国计民生为念，决定挺身而出，直陈是非。康熙帝命以此事传问淮扬七州县藉之现任京官者，靳辅闻讯，“使其客以厚利啗君，君笑不应。”当时在京的淮扬士大夫群集乔莱府邸会商此事，乔莱当众慷慨陈词；“以朝廷言之，请帑至三百万，国用绌矣！题官至三百员，铨政乱矣！派夫至数十万，民力殚矣！以七州县言之，工未成，害不忍言，工既成，害又不忍言。未成之害曰筑堤，曰派夫；既成之害曰卖田，曰决河。……今日之事，当以死争之，功名不足顾，身家不足惜矣。”[25] 十一月二十一日，乔莱入值日讲起居注，遂直言陈奏河工利弊：“若依于成龙之议，工也易成，百姓有利无害。若依靳辅之议，工也难成，伤损民田、民房、坟墓甚多。且堤高一丈六尺，束水一丈，水不由地中行，比民间房檐还高，伏秋之时，一旦溃决，百万生灵俱为鱼鳖，如何行得？”康熙帝疑其夹杂私心，遂问：“此事毋得有私，开河地方有尔庄地否？”乔莱坦然奏对：“臣宝应县人，开河地方在高邮、兴化、盐城、泰州，并不伤损宝应田地。只是这工原不是朝廷万不可已之工，原是皇上圣恩救百姓的。皇上行此救民之事，靳辅建此害民之议，此断断不可行者。”康熙帝闻其言深以为是，顾大学士等曰：“看来两人虽皆可成功，毕竟于成龙之议便民。其实这工原不是万不可已之工，原是朕救百姓的，若有害于民，如何行得？”言毕，又问：“江北之人与尔意见相同否？”
乔莱慨然奏曰：“俱与臣相同，臣等明日有公议进呈皇上。皇上如此轸念淮扬之人，臣等本地之人，若徇私畏祸，不以实情奏对，上负皇上，下负苍生，清议所不容，乡评所共弃矣。”康熙帝于是决定：“于成龙所请钱粮不多，又不害百姓，且著他做，做得成固好，即不成再议未迟。”[26] 次日，乔莱领衔进呈《束水注海四不可议》，略曰：河臣议开大河，筑长堤，堤高河宽，势必坏垅亩，毁村落，掘坟墓，惨有不忍言者，不可行一。河臣议先筑围埂，用车踏去埂内之水，取土筑堤，不知淮扬地卑，原无干土，况积潦已久，一旦取土积水中，投诸深渊，工安得成？成亦易坏，不可行二。河臣欲以丈六之堤束水一丈，是堤高于民间庐舍多矣，伏秋风雨骤至，势必溃。即当未溃之时，潴水屋庐之上，岂能安枕？不可行三。至于七州县之田，向没于水，今束河使高，田中之水岂能倒流入河？不能入河即不能归海，淹没之田何由复出？不可行四。[27] 议上，“河臣见之语塞。君复至会议所，具论其得失，声情激烈，闻者感动，虽力主河臣[议]者不能难一语。……于是河臣议遂寝。”乔莱的胸襟与气魄同时也令朝中高官大僚们肃然起敬：吏部尚书李之芳揖之曰：“知、仁、勇，先生兼之矣。”户部尚书梁清标叹曰：“江淮之间可谓有人！”[28]
朝廷关于兴修淮扬河工的重大决策因乔莱挺身而出、据实直陈而得以趋利避害、谨慎施行，但乔莱却也因此而触犯权贵，深遭忌恨。是年十二月初四，距廷议河工事尚不到半个月，吏部具题拟以乔莱升补庶子一缺，当康熙帝询问乔莱之为人如何时，内阁诸臣王熙、吴正治、宋德宜、徐乾学等人均闪烁其词，不置可否，甚至时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的孙在丰也以“并未闻其有劣迹”这样的含糊之语奏对，个中缘由，不言而喻。结果是孙在丰遭到康熙帝的严旨斥责：“伊乃一院之长，当是曰是，非曰非，不宜似此模棱启奏。”[29] 但乔莱也因此失去了这次升补机会。
二十五年八月，康熙帝以翰林官中有“学向荒疏、好干外事”者，命传问掌院学士库勒纳、张英，乔莱被库纠举为“妄行”。虽然张英为其辩称“乔莱能文，勤于办事，未闻有妄行处”，但康熙帝仍然认为“库勒纳所举为当，张英乃一好人，但不能统辖翰林。……乔莱妄行，故张英畏惧之耳。”又问汉大学士意见如何，王熙、吴正治、宋德宜三人在大半年前康熙帝欲以乔莱升补庶子员缺时还均称对其为人如何“不甚深知”、“不能悉知”，此时却异口同声地奏称“乔莱好事”。而曾任翰林官的葛思泰所奏“乔莱文字颇优，但多管事务。据伊本衙门学士举其妄行，似乎相符”更是语近滑稽，耐人寻味。[30] 结果，乔莱受到交部察议的处分，随后被革去日讲起居注官，此时距河工之争尚未一年。次年，乔莱南归故里，结束了二十年的官场生涯。
当河工争议初起之时，正值乔莱以文才见知于圣祖、擢用方新之际。当时的官场风气，“其于士习委靡、持禄养交、容容默默者固不足言，即号称贤者，平居类能小廉曲谨，至国家大利害、大是非，则逡巡瞻顾、不敢措一词，有言责者尚然，他官益复以言为戒。盖忠谠直谅之风不行于世久矣”。乔莱时任翰林院侍读，既非河臣，亦非言官，完全可以循“自昔词林号清班，不涉吏事，居职者养望待迁而已”之故事而置身事外，他之所以慷慨陈词、“树大敌而不畏，犯众难而不辞”者[31]，如其所言：“若循私畏祸，不以实情奏对，上负皇上、下负苍生，清议所不容、乡评所共弃矣”[32]，表明了他内心为国为民的高度责任感，这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正因为如此，乔莱赢得了当时士林“消大患于未形，身虽废而言则行，德被生民甚厚，视夫碌碌致公卿而传无可书之事者光荣多矣”[33]的高度评价。
 
士林交游
 
乔莱平素“为人明达宽和，洞见表里，友爱兄弟，终身无闲言。笃于故旧，不以存亡易心。轻财乐施，急人之难如不及，家状中所载抚孤子、还鬻女、葬故友、赎族人诸义举，不可胜书。喜汲引才士，士多倚以成名”[34]，“居家孝悌，谨事师友，疏于财，恒周人急。后进有一善，为人诵其文不去口”[35]。因乔氏人品贵重可敬，故在士林中交游极广。当时许多重要文人官僚均与之有诗文往来，如王士祯、张英、陈廷敬、高士奇等，同举己未特科的博鸿诸儒更是其座上常客。
乔莱居官京师时，于宣武门外斜街之南辟一峰草堂为寓所，朱彝尊、彭孙遹、陈维崧、施闰章、汪琬、毛奇龄、潘耒、汤斌、汪楫等博鸿同年常聚会于此，赏花论诗，觞咏竟日。[36] 这些人均一时之才子名士，名闻海内，如：陈维崧号称“江左三凤凰”之一，四六骈文“国朝第一”；施闰章诗与宋琬齐名，号“南施北宋”；汪琬与侯方域、魏禧并称古文三大家；“睢州汤潜庵（斌），清代以名臣兼名儒者共推以为世擘”[37]，乃举世公认的醇儒，学问事功为清初第一流人物。总之，可称得“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座中宾客皆如许人，主人之高风雅致可以想见矣。
乔莱于诸友之中，与朱彝尊、潘耒二人尤为至交。朱彝尊自云：“先太傅文恪公充天启二年会试总裁官，是科中式者四百人，得人最盛，宝应乔公[可聘]与焉。……叔子中书舍人曰莱，字子静，与定交京师，世好弥笃。”[38] 康熙十二年，乔莱南归省亲，朱送之宣武门右，并赋诗曰：“送君沉吟数长路，寸心千里随轮蹄”[39]。及乔莱病逝，朱为之撰墓表。其墓志铭则出自另一至友潘耒手笔。潘自云：“君于同荐中与余尤善，又以婿刘[国黻]出余门，数相往还。”[40] 对于老友因争议河工而“中蜚语罢归”一事，潘耒极为敬仰，称赞他“白田先生仁且勇，致君尧舜怀丹诚。不忍灾黎填巨壑，敢以赤手批长鲸”，同时也对其遭遇深表同情和愤慨：“天马能鸣惊立仗，芳兰无罪坐当门”，“铄金销骨古一辙，白璧竟点蝇营营。”[41]
罢官南归后，乔莱于故乡宝应县治之东北隅购得隙地一区，治以为园，名曰“纵棹园”。每日午餐罢，“辄刺船来园中，巡行花果，课童子，剪剔灌溉，瀹茗焚香，扪松抚鹤，婆娑久之而后去。有佳客至则下榻焉，琴奕觞咏，陶然竟日”[42]，开始了优雅闲适的隐居生活。
乔莱虽息影官场，隐居田园，但仍心系国计民生。由于所主之治河方案最终为康熙帝采纳首先归功于乔莱的上疏力争，故于成龙“颇德之，及出领河务，值君归，恒以地方利弊咨君，君必直言无隐，然终不干以私”[43]。乔莱又十分关心家乡的地方事务，凡“桑梓利病，如筑子婴堤、启闭涵洞、募派夫役等事，侃侃为当事言之，常得所请，乡里多蒙其利”[44]。
尽管乔莱已经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归而裹足掩关，绝口不谈世事，……赋诗饮酒为乐，”甚至“家居七载，无片札入长安”，然而“衔君者犹螫之不已”，[45] 他的热心于地方公益事业被诬陷为“居乡不法”。康熙三十三年春，突然有旨命其入京居住，邑人以上意且不测，颇为忧之，而乔莱却坦然就道，既至京师，深居寓所，“键户不见一人，读《易》著书如故。不半岁而病作，遂卒，朝野莫不悲之”[46]。后由其子崇烈扶柩南归，葬于故里。[47]
 
诗文著述
 
乔莱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乔氏易俟》十八卷，各种诗文集十六卷，以及《西蒙丛话》、《耆英会传奇》、《古文分类粹编》（乔莱辑，其子崇烈校）等，并参与了康熙《宝应县志》（廿四卷）的修纂工作。
乔莱罢归后，研习经学，潜心读《易》。他主张“不附会陈、邵、朱、蔡，尝举震川之言曰‘本义乃邵子之《易》，非孔子之《易》也！’以为名言”[48]。其所著《乔氏易俟》[49]，“杂采宋元后诸家易学，而参以己意。前列诸图，不主陈抟河图洛书、先天后天、方圆横直之说。于卦变亦不取虞翻以下诸家，而取来氏之反对。其解经，多推求人事，参以古今治乱之得失……盖诚斋《易传》之支流。假借牵合，在所不免，而理关法戒，终胜庄老之虚谈也。”[50]
乔莱工于诗赋，生平吟咏之作甚多，结有《石林赋草》、《应制集》、《南归集》、《直庐集》、《使粤集》、《归田集》、《柘溪草堂集》等数集。因与汪琬交好，乔莱尝以平时所拟赋稿百余篇质之，汪系散文名家，见而大服，属笔叙之：“命意则根体要，摛辞则趋雅正，故能丽而不淫，典而有法，信乎其华国之选也”[51]，后结为一集，即《石林赋草》。其《直庐集》一卷，亦汪琬为之序，盛称其赋心之工，谓有良史才。《使粤集》一卷，则系康熙二十一年出典广西乡试途中往返之诗，陈廷敬、王士祯为之序，附《使粤日记》（潘耒为之序）、《使粤赠言》。王士祯称其诗奇秀峭拔，善于叙致，如《湘口》一首：“雁叫猿啼不可闻，零陵风雨正纷纷。三岩明灭潇湘合，二水潆洄楚粤分”，意境空灵幽雅。集中更多的是关心民生疾苦之作，如：“舴艋妇子巢，场圃鱼龙舍。买薪须论斤，卖儿不计价”（《过高邮》），沉痛地描述了遭受水灾地区人民的悲惨生活。又如“户少徭益繁，民贫吏如虎。居者不可留，缺者讵可补。如欲起疮痍，嗷嗷望卓鲁。闻言三叹息，谁其任州府”（《确山道中》），则表达了对贫苦人民的深切同情。
集后所附《使粤日记》，乃奉使途中每日笔记所积成之一编，“虽造次点笔而文采斐然，造语肖物，能使难状之景，如在目前。至于援据图径，叙述风壤，摭今考右，班班可观。而问民隐，观国俗，忧天悯人之思，表忠排佞之志，亦时时侧出于行间。”[52]
《归田集》一卷，所收为二十六年南归后所为文，兹录其《鹧鸪天》一首：“僻处门无剥啄声，一庭嫩绿雨初晴。因山架屋苔常满，倒树成桥叶尚生。新笋迸，午风轻，飞花误入煮茶铛。翛然相对清如水，坐听林间鸟自鸣”，风格清新恬淡，生动地反映了其官场罢归后的悠闲生活。
诗赋文章之外，乔莱于绘画亦颇有造诣，“善山水，尝为梁相国作《蕉林书屋图》”[53]，此外尚有《柘溪图》、《桃花流水图》、《濯足图》、《侍直图》、《垂钓图》等作[54]，亦可谓一时之丹青名家。
 
余论

    乔莱自康熙六年入仕，为官京师二十年；康熙二十六年后，罢官家居又七载；至三十三年春奉召入京居住，寻病卒，纵观其一生，二、三十年间，宦海沉浮，历经坎坷，若细加考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其生逢遭际实际上是与康熙朝政局的风云变幻紧密相关的。
首先，作为乔莱仕途重要转折点的己未特科，原是圣祖初政之际所行文治政策的重大举措之一：通过广延人才、加恩士子以示朝廷求贤右文之切，崇儒重道之忱，实则旨在招抚人心、稳固统治。乔莱为明河南道御史可聘子，若联系到同举之彭孙遹（明太仆寺卿期生子）、陈维崧（明都御史于廷孙）、徐嘉炎（明兵部尚书必达曾孙，随州知州世淳孙）、朱彝尊（明大学士国祚曾孙）、丘象随（明参政俊孙次子）、方象瑛（明大学士逢年孙）、严绳孙（明刑部侍郎一鹏孙）等十余人皆系前明故臣子孙，他们得膺博鸿之选，出仕清廷，当然足可向天下昭示新朝不计旧嫌、求贤若渴之诚意，故可知乔莱之与选并非偶然。而康熙二十六年乔莱之“中蜚语罢归”，表面上看是缘于争议河工、得罪权贵，成了当时炽烈党争的牺牲品，实则其罢归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别的政治事件，在此前后相继遭黜的博鸿同年已不乏其人：康熙二十三年，潘耒以浮躁降归，朱彝尊被逐出内廷，严绳孙乞假归里，秦松龄以主顺天乡试中蜚语罢归，张鸿烈则因越职言事罢黜归里；二十四年，毛奇龄、方象瑛引疾归，庞垲、崔如岳、钱中谐先后降调归；二十六年，是年归者尚有徐釚；三十年，则李澄中、黄与坚罢归；三十三年，则邵远平遭罢斥……等等[55]，这一连串罢黜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个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康熙二十年后，随着“三藩”平定、台湾收复，清廷在全国的统治已渐趋稳固。在政局已趋稳定的政治气候下，联系到当初开设特科乃为得人心、安社稷的原旨，此时出现包括乔莱在内的博鸿诸儒相继罢归的事件，也就不难理解了。
至于三十三年之奉旨入京，似乎仍缘于京中权贵们的诬陷中伤，所谓“衔君者犹螫之不已”，这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另一方面，与乔莱本人罢归后的乡居生活也不无关系。江浙一带是清初抗清斗争最激烈的地区，这一带的士绅大族也是最具反清民族意识的社会阶层之一。自世祖以来，清廷一直致力于对江浙士绅的控制与笼络。己未特科中式者凡五十人，其中江浙二省籍者便有三十九人，所占独多，可见康熙帝对于这一问题也颇有所虑。
乔氏本宝应望族，乔莱父“可聘明季官河南道御史，有直声，入清高蹈不仕，年过八十，系东南人望，筑柘溪草堂及陶园以聚宾客。莱复得白田隙地修纵棹园，父子继盛，文采又足以彰之，为时所忌”[56]；而且罢归后的乔莱并非完全是闭户深居，诗酒自娱：其乡“宝应为南北之冲，名公卿之过其地者，觞咏流连无虚日。尝贻书曹峨眉[禾]先生，约竹垞[朱彝尊]、稼堂（潘耒）、藕渔（严绳孙）暨先宫谕（秦松龄），每年新春渡江为看梅之举，东南胜事于斯为盛”，[57] 可见其居乡七载，宴客会友，交游广泛。据金埴《不下带编》载：“宝应乔侍读石林莱有家伶管六郎以姿伎称。己巳（康熙二十八年）春，车驾南巡，召至行在，曾蒙天赐。”[58] 康熙帝一生俭约朴素，并无声色之嗜好，召见乔氏家伶一事实际上透露出这样一个政治讯息：乔莱罢归之后在家乡的活动已经引起了康熙帝的关注。又者，乔氏颇多显亲贵戚：乔莱妻出山阳（今淮安）巨族丘氏，系明参政丘俊孙之女。己未五十鸿儒之一的丘象随乃乔莱妻弟，象随兄象升系顺治十二年进士，官至大理寺丞，兄弟二人号“淮南二丘”，名闻乡里。另一鸿儒李铠又为丘氏之甥，“官阁学，经筵讲书，理明辞畅，当时谓不减范祖禹”[59]。三家同膺博鸿之选，又均系淮扬世家大族，彼此互结姻亲、交通结纳，势力颇有可观。由此不难推断，乔莱于罢归多年之后忽然奉旨入京，并非是仅仅缘于权贵谄害的一个简单政治事件。而且无独有偶，同年奉旨入京的还有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人，昆山徐氏（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兄弟号“三徐”）、华亭王氏（王顼龄、王九龄、王鸿绪兄弟号“三王”）亦皆为江南士家大族，这更足以证明乔莱之被召实则是康熙帝针对当时江浙士绅集团势力的膨胀而有意加以调控的一种政治手段。综之，乔莱一生的进退沉浮，正是当时朝局之错综复杂、风云变幻在其个人政治生涯上的一种折射。
[㈦] 《己未词科录》卷二。
[12] 李富孙等：《鹤征录》卷一，《一等二十人》，漾葭老屋藏板。
[17]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九，康熙二十四年二月丁酉、庚子。
[24] 昭梿：《啸亭杂录》卷三，《郭刘二疏》。
[38] 《碑传集》卷四十五，《翰詹上之下》（朱彝尊撰墓表）。又乔莱于康熙二十一年出典广西乡试，《清史列传》中所载“命莱为陕西正考官”系“广西正考官”之误。
[49] 按《乔氏易俟》一书共十八卷，另图一卷，收入《四库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部分资料中二十卷之说不确。
[52] 潘耒：《遂初堂文集》卷七，《使粤日记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