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臣乔莱

2015-5-28 11:15:00      点击:

    扬州文化名人丁家桐先生在《读寒英馆藏画》(2001年8月16日《扬州日报》)一文中,提及清代兴化人、宫廷画师禹之鼎的《侍直图卷》说,此图作于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即丙寅之春月,为宝应籍之侍读学士乔莱造像。图中工笔绘乔莱官服整齐,肃立于乾清宫南书房门外,端庄忠诚,全神贯注。这件作品不仅是艺术珍品,也是研究康熙前期政坛风云的史料。
          读了如上文字,不禁使人联想起当年乔莱治水方面的一些故事。

 

(乔莱像)


     乔莱(1642-1694年),字子静,号石林,出身于宝应名宦之家,幼年聪颖好学。清康熙六年进士,授内阁中书舍人,十一年任顺天乡试同修官,十八年应博学宏词考试,以一等录取,改授翰林院编修,参与纂修《明史》,并充任《实录》纂修,将满文译成汉文。他的译文简炼晓畅,曲尽原意,康熙深为赞赏,说乔莱“学问优长,文章古雅”。亲命乔莱任日讲官,负责宫廷起居记载。稍后升任翰林院侍讲,转侍读,“乾清宫南书房行走”。乔莱春风得意,一路青云直上,这是诸多同僚十分眼热的事。然而后来,他却因“竭力奉公,直言无隐”,卷入了一场是非之争,终于遭到了革职回家的厄运。虽然这是他始料未及的,但却成就了他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湖水灌河河水怒,堤头过水如瀑布。堤根一决百丈强,又如万马齐奔赴。”(清人刘中柱诗《决堤叹》)康熙年间,苏北地区黄河、淮河、运河多次决口,泛滥成灾,淮扬民众饥寒交迫,流离失所,惨不忍睹。这不仅成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和哀叹的灾难,而且也成了康熙皇帝的一块心病。他三番五次地深入到灾区巡视,表明他要根治水患的信心和决心。传说康熙在几次南巡中,有一次,曾舟泊宝应县城老西门外,视察地方灾情,与地方官员一起谋划治水方略;又一次,经山阳(现淮安楚州)乘舟至射阳湖,视察湖上填淤的情况。
康熙二十三年(或二十四年),康熙在一些王公大臣关于“疏浚入海口,以根治水患”的提议下,诏令安徽臬臣于成龙负总责,由部臣伊桑阿等前往踏勘。经过实地踏勘,于成龙等人一致认为:“海口原有故道,长河曲港,脉络相连,但塞者通之,浅者深之,俾减水坝减下之水及淫霖渟滀之水,悉趋于海,则民得以耕耨矣,且不坏田庐,不掘丘墓,上不至重国帑,下可以立行民困,所谓为下必因川泽,固事易而功倍耳。”
    然而,河臣靳辅对此却耿耿于怀,另有所图。窃以为自己是河道总督,是责无旁贷,更何况这是一桩美差,希望皇上委派自己去督办这项工程,不料这却旁落他人。失望之余,他就从中作梗,另搞一套,沿袭前人的“束水攻沙”之法,“奏请筑堤使高,自高邮历兴化、白驹场入海”。企图取代于成龙的原议。
是日天子临朝,文武百官分列左右,于成龙与靳辅言词激烈,争执不下。众大臣面面相觑,竟无言以对。康熙也一时难以断决,便将石头抛向一处说,待朕问询在京为官的淮扬人士的意见以后再作决定。是时乔莱闻言大惊,他扪心自问,如果于成龙的奏议被否定,靳辅的奏议得逞,那宝应、高邮、兴化、盐城、泰州、江都、山阳(今淮安区)等七州县将成为洪水走廊,水乡泽国,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何以保全啊……
    他忧心忡忡地回到官邸以后,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于当天夜里,将在京供职的刘国黻、刘中柱等11名大同乡召集起来商议。在经过“申明大义、晓以利害”的一番议论以后,乔莱把桌子轻轻一拍,不无激动地说道:“功名不足顾,身家不足惜。今日之事,我等当以死争之!”在诸位同乡的支持下,乔莱激情飞扬,当即愤笔急书奏章:《束水注海四不可议》(清道光《宝应县志》)。未及黎明,奏章告成,乔莱方轻松地赶往早朝议事。
    康熙也许因为淮扬大水成灾,彻夜难眠,翌日,于南暖阁即向乔莱问询起如何导水入海之事。乔莱面对皇上坦然自若,言词恳切,语语中的。康熙欣喜道:“这还是爱卿的一家之言。朕问你,还有其他人赞同你的意见吗?”乔莱答道:“同乡淮扬人的意见不但皆与臣同,而且还有公议在此,叩请皇上御览。”言毕,遂从马蹄袖内抽出奏章奉上。
    不日,九卿诸司聚会于左掖门。乔莱冠宝石顶戴,身穿绣雁朝服,仪表堂堂,在康熙与众大臣面前慷慨直言道,对于靳大人的奏议,微臣不敢苟同。其理由如下四个“不可”:
    一不可是:从车逻至高邮南门外开挖大河,构筑长堤,将会使东西数百里之内的村落毁弃,垅亩废耕,坟墓被掘。这对广大灾民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果要如此作为,岂不有负于皇上救民之意?
    二不可是:先筑圩埂,后取土筑堤。微臣家乡所在的里下河地区,土松地薄,三尺之下便无干土,更何况遭遇到积水多年,这早已成了沤田烂泥,提不上手。若是从中取土,实如竹篮提水,其工程断难成功。即使暂时成功,勉强筑成大堤,亦必将迅速崩溃,水溢百里,造成灭顶之灾。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妇孺皆知的一般常识。
    三不可是:堤高1丈6尺,束水1丈。如此则堤内之水将会高过民间屋顶。如遇暴雨骤至,河水波涌浪激,其大堤必溃。向南溃堤,则邵伯以南的百万无辜生灵皆成为鱼鳖;向北溃堤,则高邮以北的百万无辜生灵皆成为鱼鳖。即使尚未溃堤,广大的黎民百姓又怎能不终日提心吊胆,高枕而卧呀!
    四不可是:河内之水高于农亩桑田,河水可以下流而入于田。如遇汛期,大水猛涨,则田内积水又怎能上流而入于河?
诸位大人,靳大人所奏议的开河之处,微臣没有一处田庐或祖坟在其内。今天我若徇私畏祸,昧着良心不说实话,就是上负皇上,下负苍生,这不但难逃皇家的斧钺,亦为情理所不容,家乡父老所共弃!
    乔莱声如洪钟,博得了一片赞许之声。是时,相国梁清标、宋德宣、少司寇张可前等都表示赞同和支持,他们异口同声说,“江淮间可谓有人”。大司农科尔坤竟然一把握住乔莱的手说道:“乔公说的是。你是淮扬地方人氏,见之真,言之确,我等何从知之呀!”吏部尚书李之芳更进一步,向乔莱揖让道:“智仁勇,先生兼之矣”。于是河臣靳辅的奏议终被束之高阁,成为历史的笑柄,从而确保了淮扬七州县的黎民百姓的根本利益。
    自此以后,康熙对乔莱更加器重,经常听他说古论今,完善治国方略。然而却也使一些佞臣小人怀恨在心,更加不遗余力地构谄他,攻讦他,散步他的流言蜚语,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康熙二十六年,他终于被罢官回家。
乔莱回到家乡宝应后,住在县城乔家辕门老宅内,过着淡泊宁静的生活,从不作非分之想。后来,在一些亲友的建议和支持下,在县城东门附近,购得一块荒地,亲辟为园林,名曰“纵棹园”。园中多水,水中广植莲藕。垒土为山,山上遍植松柏、梅花等林木花果。此外,园中还构建了“竹深荷静之堂”、”洗耳亭”、“翦淞园”、“津逮桥”等建筑,相映成趣。乔莱常在午后,身着便服,至纵棹园内巡花视果。或烹茶焚香,或扪松抚鹤,婆娑久之而后去。如遇挚友,则在翦淞园内设置几榻,或操琴,或弈棋,或畅饮,或吟咏。平时则手不释卷,读《易》和著书其中。他虽人到中年即息影官场,但由于桑梓情深,对地方上的利弊无不关心。如修筑子婴河堤、启闭涵洞、募派使役等,尤侃侃言之,乡里多蒙其利。
    古语曰:“树欲静而风不止”。乔莱在暂住家乡的几年里,既不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又无片纸只字寄往京城,刺探消息,可谓仁人君子。然而一些权贵却死死纠缠他,造谣诬陷他,说他“居乡不法”,欲置其死地而后快。时值康熙三十三年春天,乔莱突然被奉旨“进京居住”。祸福难料,诸亲友为他担心,捏一把汗。而那天在与父老乡亲的最后道别中,他却神态自若,如出远门云游一样,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乔莱有什么可怕的呢”。进京后,他和往常一样,住在京城宣武门西首的一峰草堂内,读《易》著书如故。但未及半载,他的旧病复发,因医治无效去世,时年53岁。
    据《辞海》(1989年版)载,靳辅(1633-1692年)在担任河道总督期间,继承和运用前人的“束水攻沙”经验,征发民伕,塞决口,筑堤坝,使河水仍归故道。在修筑护堤时,运用减水坝以备汛涨溢洪,在临水面堤外修坦坡以消减水流冲击等措施,收到较好的效果。康熙二十七年遭到诬陷罢官。三十一年官复原职,不久病卒。
    鉴于以上情况,我以为:关于靳辅与乔莱的那场廷争,是挥之不去、抹之不掉的历史事实,应该说靳辅人生中的一大败笔。但是并不影响他的整个治水功绩。一孔之见,尚待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康熙三十四年五月,即在乔莱病逝后的第二年,康熙在众人的簇拥下,巡视新堤及海口运道,面对滔滔洪水入归大海,欣喜不已。此时的他,是否会想起乔莱为此冒死谏争,留下了掷地有声的《束水注海四不可议》的奏章呢。

(本文作者:杨贵时)